2015年11月15日～16日，在土耳其安塔利亞召開的二十國集團（G20）第十次領導人峰會上，各國領導人對國際稅收治理達成共識，核準了《G20/OECD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項目行動計劃》中的一系列措施，并強烈敦促各國按時落實BEPS項目，并鼓勵包括發展中國家在內的所有國家和地區參與。這意味著，BEPS項目行動計劃從此進入在各國的落地實施階段，后BEPS時代已經來臨。在此背景下，我國“走出去”該如何應對呢？

筆者認為，我國“走出去”企業首先應高度重視并認真學習BEPS項目的15項行動計劃，充分認識BEPS行動計劃的重要性，了解G20稅改的背景、目標和具體內容。“走出去”企業要知道，盡管OECD的成果報告不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但是由于OECD的國際影響很大，BEPS行動計劃將不可避免地影響有關國家稅收法律法規的制定和調整，影響“走出去”企業經營的外部稅收法律環境。基于此，“走出去”企業要認真學習BEPS項目的所有行動計劃，未雨綢繆。

如果“走出去”企業真正了解了BEPS項目的所有行動計劃，就知道等待或觀望是不可取的。正確的做法，是密切關注BEPS行動計劃的進展及在投資目的地國家的“落地”情況，增強和當地稅務機關的良性互動，發出企業自己的聲音，積極構造有利于自身的外部稅收法律環境。

需要提醒的是，由于各國在修訂本國國內法時，一般會事先提出法律修訂稿，征求社會大眾的意見和建議。“走出去”企業應當借此機會與當地稅務機關建立聯系，從納稅人角度，全面而充分地反映企業實際情況，向其反映BEPS行動計劃的稅收立法修訂給企業運營帶來的影響，以確保新制定或修訂的規則在實踐層面能夠考慮到中國“走出去”企業的實際情況，這將在很大程度上化解自身的稅務風險。

其次，對“走出去”企業而言，當前和今后的一項重要工作，是重新梳理和審視企業現行的交易模式和交易架構，及時更新自身稅收管理流程及理念，并根據實際情況加以調整，以規避相關稅務風險。

一方面，企業應對自身現有的一些交易和事項重新審視。比如，“走出去”企業的投資結構，在各國修改稅法后，是否與各國打擊跨境逃避稅的相關稅收立法有沖突。如果有沖突，就會存在一定的稅務風險。這時候企業就需要做出選擇，是做根本性調整，還是微調。鑒于一般公司框架調整成本不低，需要和既有的稅務風險衡量后再做決定。

另一方面，企業在相關交易前，必須充分考慮BEPS行動后各國稅法的變化情況，根據變化后的稅收法律環境，對自身未來的交易和事項進行重新的規劃和籌劃，達到既能降低企業稅負、合理避稅的目的，又不違反相關稅收法律規定。

比如，新疆很多“走出去”企業到哈薩克斯坦投資時，往往選擇間接投資設立中間控股公司的方式，而選擇間接投資的國家往往是新加坡。因為根據中國和哈薩克斯坦的稅收協定，中國企業從哈薩克斯坦取得的股息紅利需要繳納10%的非居民企業所得稅，但是哈薩克斯坦和新加坡簽訂的稅收協定規定，新加坡企業從哈薩克斯坦企業取得的股息、紅利等只需要繳納5%的預提所得稅，而根據中國和新加坡的稅收協定的規定，中國居民企業從新加坡取得的股息等不需要繳納非居民企業所得稅。這樣，需要到哈薩克斯坦投資的中國企業，先在新加坡設立一個中間控股公司，再通過中間控股公司投資哈薩克斯坦，就節省了5%的非居民企業所得稅，節稅的效果非常明顯。

現在，如果企業再要去投資，那么就必須考慮到哈薩克斯坦國內稅收法律、法規的變化，對中間控股公司、受益所有人及濫用稅收協定相關條款的修改情況。企業必須要根據這些變化了的稅收法律，重新設計自身的交易，絕對不能夠再僅僅為了避稅，簡單地設立一些中間控股公司。“走出去”企業可以根據投資目的地國家反協定濫用相關情況，強化企業整個投資架構及商業目的，使中間國家設立的控股公司具有合理的商業目的，企業的控股公司具有實質性的經營活動，有獨立的人員和財產等，從而有效規避相關稅收風險，節約稅收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