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國家稅務總局《關于納稅人對外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有關問題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4年第39號）發布后，一直爭議不斷。更多是誤讀了該公告從而自行擴大了“不屬于對外虛開”的范圍，一是把39號公告列舉的三種情形無限放大，認為只要符合該三種情形就不是虛開；二是忽視了該三種情形的前提條件，三是把收票方看似符合三種情形，但是接受的是已經由開票方主管稅務機關查證并定性為虛開的發票的情況也認為可按39號公告處理。

因誤讀，導致一些納稅人誤以為不是虛開而仿行；導致某些稅務人員疏于對虛開行為的查處，蘊含的企業納稅風險和稅務執法風險極大。

其實，39號公告很明確：甲企業為偷逃稅款通過讓他人為自己虛開增值稅專票而虛增進項稅額，同時甲企業又確有將貨物銷售給乙公司，并向乙公司收取了所銷售貨物的款項（或者取得了索取銷售款項的憑據），甲企業向乙公司開具由甲企業合法取得并如實開具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在這種情形下，甲企業雖然取得進項專票時有虛開行為，但是其銷售貨物和開具專票給乙公司時完全合法，這種情形下，甲企業開具發票的行為不屬于對外虛開專票，同時乙公司取得的該專票可以抵扣。

認真閱看和正常理解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4年第39號關于 “納稅人通過虛增增值稅進項稅額偷逃稅款，但對外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同時符合以下情形的，不屬于對外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規定，很清楚就能發現，該公告所列三種不屬于虛開發票的情形，有個重要的前提條件，即只是“通過虛增增值稅進項稅額偷逃稅款”的納稅人，對外發生真實貨物交易后，其開具的發票才可以適用該公告的規定。而非簡單的、拋開前提條件，將所有符合三種情形的行為都理解為不是虛開發票。

如，甲企業因種種原因，其開具給乙公司的增值稅專票已被甲企業主管稅務機關查證并定性為虛開，不管甲企業的開票行為是否與39號公告列舉的三種情形相吻合，都不適用39號公告。

因為39號公告僅僅只是界定了納稅人完全符合公告所述的這一種行為不屬于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繼而才有接受方可以將取得的專票作為抵扣憑證一說。

如果開票方已經被主管稅務機關查證定性虛開，則對接受方的處理根本不用考慮39號公告。對受票方應根據具體情況，依照其他文件處理，有可能是讓開票方為自己虛開發票（俗稱惡意取得），也有可能是善意取得虛開的發票，還有可能是其他，但就是不能適用39號公告。

在整個銷售貨物或者增值稅應稅勞務、應稅服務過程中（免稅項目除外），每個環節都應就其取得的銷售額繳納增值稅（應納稅額=當期銷項稅額－當期進項稅額；當期銷項稅額小于當期進項稅額時，其不足抵扣部分形成留底稅額結轉至下期繼續抵扣），同時，本環節產生的銷項稅額（按照銷售額和稅率計算并向購買方收取的增值稅額）即成為下一環節對應購買方的進項稅額，下一環節取得銷售額時再按前述方式計稅，每個環節形成抵扣鏈條，依此循環，直至進入最終消費環節為止。

既為鏈條，其每個環節就不能斷裂，否則就不成為鏈條。

在現實中，有時會出現這樣一種情況：甲企業從A或多家企業購得不含稅價格240萬元的貨物（進項稅額：240萬元×17%=40.80萬元），銷售給B、C企業，取得的不含稅銷售額分別為100萬元（銷項稅額：100萬元×17%=17萬元）和200萬元（銷項稅額：200萬元×17%=34萬元），甲向B、C企業分別開具本企業領購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本應月末計算應納稅額10.20萬元（17+34—40.80=10.20萬元）并繳納。至于B、C企業則在各自銷售貨物并取得相應銷售額后分別依前述方法計算繳納增值稅。但是，甲企業為了少繳稅款，以非法手段讓他人為自己虛開了不含稅價格為40萬元的進項發票。

案發后，經調查，C企業與甲企業沒有簽訂購貨合同，購買貨物后，向甲企業支付了價稅合計234萬元的款項；B企業與甲企業簽訂了價稅合計117萬元的購貨合同，約定貨到后3個月內分期支付。

關于此案的處理，對甲企業通過虛增增值稅進項稅額偷逃稅款的處理和處罰沒有爭議，而對于甲企業向B企業開具發票是否屬于虛開的性質認定頗有爭議，主要就是B企業在案發時沒有支付款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