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美國的房地產稅優(yōu)惠較為側重于個人，我國臺灣地區(qū)的房地產稅優(yōu)惠又代表了另一個類型。臺灣的“房屋稅條例”分別規(guī)定了對公有房屋、私有房屋的減免稅規(guī)定，如公有房屋中，各級“政府機關”及“地方自治機關”辦公房屋及員工宿舍；公立學校、醫(yī)院等校舍、院舍及員工宿舍；郵政、電信、鐵路、公路、航空等事務使用房屋及員工宿舍；“政府”配供貧民居住的房屋等均免稅。私有房屋中，完成財團法人登記的私立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的校舍及辦公用房；完成財團法人登記的私立慈善救濟機構直接供辦公使用的自有房屋；用于飼養(yǎng)禽畜的房屋、培植農產品的溫室等農業(yè)用房；住家房屋現值在新臺幣十萬元以下者，均可享受免稅待遇。對“政府”平價配售的平民住宅、合法登記的工廠供生產直接使用的自有房屋等，則減半征收房屋稅。[9]

六、小結

由前文可見，在世界范圍內，房地產稅不論是從收入地位、課稅范圍、稅基、稅率，還是稅收優(yōu)惠規(guī)定等方面，各國的規(guī)定多種多樣，共性和個性并存。其成因主要包括如下幾方面：

第一，國家結構形式不同。聯邦制國家和單一制國家在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立法權劃分方面存在很大差異，這些差異會直接影響房地產稅課稅要素的確定。一般而言，聯邦制國家的地方政府具有很大的立法權限，可以獨立確定地方稅的稅種及各稅種的課稅要素，而單一制國家地方政府的立法權限則低得多，一般只能在中央確定的大框架內對地方稅的課稅要素進行有限制的選擇。房地產稅作為地方稅種受此影響很大。因此，在一些聯邦制國家，如美國、加拿大的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房地產稅制度，課稅要素差異很大，而在單一制國家，房地產稅制度則相對整齊劃一。

第二，預算管理體制及地方稅體系不同。不同國家在各級次政府財權和事權的劃分方面存在差異，因此，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也不同，有些國家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數額較高，而有些國家的地方政府則更主要依靠自有財力，因此，房地產稅在不同國家和地區(qū)的地位和作用各不相同。此外，不同國家地方稅體系的稅種構成存在差異，有的國家地方稅體系稅種較多，地方稅收來源多樣，有的國家地方稅體系的稅種則較為單一，這也會影響房地產稅在地方稅體系中的地位，并進而影響其稅基和稅率的確定。

第三，政府政策意圖不同。即使在國家結構、預算管理體制及地方稅體系相似的國家和地區(qū)，其房地產稅的各項規(guī)定也會存在差異，究其成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決策者的主觀意圖不同。有的國家和地區(qū)注重對弱勢產業(yè)農業(yè)的照顧，對涉農房地產免稅或減稅；有的國家和地區(qū)致力于減輕居民和低收入者的稅收負擔，則對自住住宅實行低稅率，同時對各類低收入者實行種類各異的稅收優(yōu)惠； 有的國家和地區(qū)意圖鼓勵工商業(yè)發(fā)展，就將工商業(yè)房地產與其他經營性房地產相區(qū)別，并實行較低的稅率。

第四，經濟發(fā)展水平和稅收征管能力不同。這兩者是房地產稅設置的硬約束。首先，若經濟發(fā)展水平較低，一方面，民眾和企業(yè)的資產較少，房地產稅稅基較窄，且納稅人負稅能力較差，通過房地產稅獲取較高收入無可行性；另一方面，房地產市場發(fā)育通常也較差，較難形成房地產的公允市場價格，從而使房地產評估價值缺乏客觀基礎；同時，較低的經濟發(fā)展水平對應的經濟管理水平也較低，房地產相關持有和交易信息的記錄缺乏且不夠準確。其次，相對流轉稅而言，房地產稅是一種對稅收征管要求更高的稅種，一方面，其納稅人為自然人，而眾所周知，在稅收征管方面，自然人納稅人較法人納稅人的管理難度更大；另一方面，房地產稅的課征會涉及到房地產的權屬確定、房地產價值評估等問題，對稅務機關獲得和處理信息的能力要求較高。因此，財產稅的征收對一些發(fā)展中國家是一個巨大的挑戰(zhàn)，如印度只有60%～70%的城市地區(qū)的財產被真正評估，且都在36個最大的城市，評估價值平均只有市場價值的30%左右，任何想提高評估價值的努力都會遭到強烈反對，而36個最大城市房地產稅的平均征收率只有37%。鑒于此，在經濟發(fā)展水平相對較低、稅收征管能力相對較差的發(fā)展中國家，房地產稅在課征范圍、計稅依據、稅率等方面的規(guī)定與發(fā)達國家存在較大差異，往往采取較為粗陋但簡單易行的稅收制度，因而稅額也相應較低。

總之，目前國際上存在形形色色的房地產稅，不同的房地產稅對應于不同的國情，我國改革房地產稅不能盲目照搬發(fā)達國家模式，而應當立足于中國實際，從發(fā)達國家房地產稅的設置中汲取有益且適應中國國情的經驗，使我國的房地產稅在收入籌集和社會經濟調節(jié)方面發(fā)揮應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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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李文，山東大學經濟學院；

董旸，山東省地方稅務局。

【文章出處】《稅務研究》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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